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夔纹扁足鼎 陈啸东 摄

“寒潮自漠北，心冷冰意凝。吉光闪樟树，御飙向南行。久闻国字山，越裔造大冢。自古膏腴地，所以筑卫城。感佩考古人，经年细躬耕。盗掘愤恨事，难撼敬业情。”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在江西省樟树市出席完“国字山越王室大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后，兴奋地写下了上述五言诗作。

位于樟树市筑卫城遗址附近的国字山墓葬，自2017年发掘以来已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其中包括一件长达2.3米的筝，两件带有“越王”铭文的铜戈（戟），以及一件青铜鸠杖的跽坐人形镦。专家据此推断，国字山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呈现越文化、楚文化、群舒文化等多种文化交融共存特征；两件铜戈（戟）的主人分别是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和翳的一个儿子，墓主很可能是越国王室贵族。这一发掘成果是越国和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对于研究越国历史有着重要学术意义，也填补了赣江流域东周考古的空白。

现代考古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科技尤其是地空调查技术、文物保护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介入，拓展了考古发掘、文物认知和保护的方法与手段，解决了传统考古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在考古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科技手段也被用于盗掘墓葬和文物造假，并且更加隐密和迂曲，给打击考古领域违法犯罪带来了新挑战。国字山墓群就是因盗墓而被发现，也因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努力而获新发现、新成果。无怪乎，苏荣誉研究员会发出“盗掘愤恨事，难撼敬业情”的感叹。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从科技入手研究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扁足鼎是我国青铜器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初现于商早期，鼎盛于商晚期和西周早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陈啸东博士研究发现，早期的扁足鼎纹饰和造型较为简单，随着铸接技术发展，到商晚期及西周早期后，开始大量出现纹饰多变、造型精美以及含多种动物母题造型的扁足鼎。据此，他认为，工匠和君王在商早期并未过多重视鼎足，而到商晚期后开始着意表现；对鼎足的重视以及鼎足造型的丰富，与商周交织时期的“鼎迁”过程相契合；鼎足上的动物母题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典籍中由商到周更替变化的历史逻辑。陈啸东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学术争鸣观点，是不是可以说，同样是扁足鼎，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介入，其功能作用和象征意义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科技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彝族刺绣是彝族服饰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彝族刺绣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特色鲜明，呈易传播、形态无限、可再生、保护艰难等非遗经济表征，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从水副研究员致力于云南彝族刺绣非遗产品的创意赋能路径研究。他的团队利用可穿戴技术、人工智能AI绘图、数码印刷机、计算机辅助织机、数字纺织软件等科技手段，对彝族刺绣产品从价值追求、图样改良、造型设计、材质改进、功能拓展、场景匹配等维度进行创意赋能，以期促进彝族刺绣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是，经过这些高新技术改造后的现代刺绣创意产品，还是传统意义上作为非遗的彝族刺绣吗？我以为，文化遗产与科技的关系，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需要全面、历史、科学、辩证地认识、对待。

我的一位文化界朋友马德先生曾撰文指出：“对于文化和艺术而言，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创新，而是积累。”顺着他的思路讨论，我认为，科技的创新并不见得都是文化遗产的福音，许多文化遗产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而被淡出人们的视野。前段时间，我曾到位于湖南省澧县的溪上美术馆考察，欣赏了那里的青年才俊在保护皮影、傩戏、三棒鼓、扎纸、汉剧等澧县民俗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但是，以皮影戏为例，随着电影、电视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加之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如今又还有谁愿意耐着性子去欣赏这种色彩单调、表达机械、节奏缓慢、内容陈旧的艺术表演呢？

因此，“文物保护与科技”“文化遗产与科学、艺术”确实都是好课题。但是，探究、厘清、理顺、发展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包括文物在内的文化遗产的历史作用，更加深入发掘文化遗产的现实意义，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正是：“文化遗产融科艺，深入探讨研课题。独立思考为首要，科学辩证明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