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大珩诞辰107周年

右起：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1991年

王大珩（1915-2011），原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也是高科技“863”计划主要倡导者、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他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国防光学工程和光学教育事业。在他96岁的一生中，风光旖旎，光华如珩；其道大光，光耀中华。

王大珩出生于1915年2月26日，祖籍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父亲王应伟是中国现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磁学开拓者之一。王应伟晚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古历法研究工作，编著《中国古历通解》，其“卷首弁言”称：“本书在编纂期中，经过无数难关，当时受着同事严敦杰先生几多启发，此处特为揭出，用以表编者由衷的感谢。”并说：“严敦杰先生解释皇极历，曲尽奇妙。”且有诗赞曰：

历文艰涩推皇极，索解无人尽目盲。

慧眼严君偏独具，新朝李锐忽重生。

补遗字句疑皆释，速走雷霆锐且精。

我过八旬君四十，多公成就我心倾。

作为严敦杰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和王大珩先生后来共同回忆当初前辈们这段学术交流佳话，真是感慨万千。

王大珩幼年时常随父亲去观象台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他早就听说那里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

“这些清华的有名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王大珩后来回忆说。

青年王大珩生活在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他在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下离开祖国留学英国，是要走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

正是在英国的10年学习，为王大珩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基础。

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聘请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王大珩如是说。

1955年，40岁的王大珩获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远景规划，王大珩是仪器仪表事业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并任原国家科技委员会仪器仪表专业组组长。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1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1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后来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6年初，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的王大珩，在参加完一个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根据未来星球大战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

中国该怎么办？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而是要靠自己。正在他焦急思索时，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他家。原来，陈芳允也和他一样，开完会后心情焦急难耐，就跑来找王大珩商量办法来了。

当天晚上，王大珩就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为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建议写完后，我除了和陈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担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两位先生，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他回忆说。

王大珩在建议书中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封建议书2天内就得到邓小平的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了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这就是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863”计划，推动我国高科技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王大珩在他70高龄时曾赋词一首：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

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

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

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寥寥数语烘托出王大珩那种谦虚高尚的品格。“称心”二字，真是特别传神。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